我们现在称作“风水”的东西在远古时并不独立存在，风水理论现在认为是哲学，地理学，景观学，建筑学，生态学，心理学以及生命信息学等多种学科综合一体的自然科学。如果将风水比喻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花，那么可以说它萌芽于史前，破土于秦汉，成形于魏晋，生长于隋唐，盛放于元朝，泛滥于清民。

　　萌芽于史前

　　中国的考古表明原始人类遗址大多位于较高处的洞穴中，我们的先人择“高”洞居可看作是顺应自然利用环境的风水经验。从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、新洞人、山顶洞人等据穴而居，六千多年的陕西半坡氏族有了“半穴居”住房模样，距今七千年新时代晚期长江流域出现了“干栏屋”住宅，也应了“今南方“巢居”，北方“穴居”，古之遗俗也”。我们的先人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，面对自然环境的威慑，产生了敬畏环境的意识。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，选择靠近江河湖泊等‘得水’的地方居住生产。达到‘藏风’的风水效果，把自己的‘家窝’安置在向阳的洞穴里或者房子里。从考古发现的住宅看，位于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坡遗址，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，这样可以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。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“子午向”原则，归纳考古发现的遗址，先民对住宿的要求是，地势要取坡度台阶地；地形要选在河床边；土质要干燥。地基要坚实；水源要充足；水质要纯净；变通要方便；四周要有林木；环境要幽雅。这些条件都要通过相地才能达到，后世风水师也很推崇这一套。

　　破土于秦汉

　　秦汉时期，大规模的宫室营建为风水术的形成造成了物质前提，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孟喜、京房等人的易理论为风水提供了理论与方法。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神学影响下，在建筑中各种禁异与迷信并行。如“起宅盖房必择日”，“太岁头上能动土”已成为阳宅建筑中的规则。此时，阴宅风水理论也渐渐形成“死人归阴，生人归阳”的认识，葬人不仅要选风水宝地，而且要选良辰吉日的观念，已普遍存在，成为风水术的内容。据司马迁的《史记·日者传》中所述那时的堪舆家（后世的风水先生）都是专职的。这个时期有关风水的专著有《舆金匮》、《宫宅地形》、《周公卜宅经》、《图宅术》、《葬历》等。秦汉时期风水观念的兴起，主要体现在葬地和葬日的择选上。东汉时，人们还把死者墓地好坏与生者的贫富贵贱、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，民间已具备了比较浓厚的风水观念，并且出现了专门用于卜选丧葬吉日的专著--《葬历》。汉晋时期，古人第一次将“风水”与“气”联系在一起，气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基本构成单位，“其细无内，其外无大，充盈天地”；用现代的观点来理解，它是一种力，一种场，一种波，气是不断流动着的。气的本质应该是超微粒子。由于风水之说已经逐渐深入众人心，促使风水在秦朝及汉朝渐渐流行起来，加上这一时期又出现了“四象”“阴阳五行”“司南”“二十四山”等新技术，这为今后的风水理论奠定了一些基础。秦汉之前累积的古老风水经验，如：靠山面水，择高而居，坐北向南，凸岸建邑，藏风聚气等，仍被沿用至今。

　　成形于魏晋

　　到了魏晋时期，就开始越来越重视葬地阴宅风水，风水著作也常以“葬经”命名，内容多和阴宅墓葬有关。墓葬风水除了继承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诸多法外，还十分重视审查山势，讲究宫宅墓穴的方位，龙砂，排列布局等，晋代风水术对唐代以后墓葬风水影响深远。“风水”这个概念是晋代文学家，训诂学家，风水鼻祖郭璞首先提出的。郭璞在其自传的《葬书》说道发生，发展，运动变化于地中的“生气”因地势而行，又因地势之止而聚集，人们采取措施，使“生气”不散发出去，使运动的“生气”聚集在宅地，这就叫作“风水”。他进而又指出：“风水之法，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。”形成了风水的初步观念。

　　生长于隋唐

　　如果说中国风水文化这棵树萌芽于史前，破土于秦汉，生长于魏晋，那么，风水之树则在隋唐时期开花结果。因隋朝短命，所以风水真正成熟期还是在唐朝。唐朝时期的风水学家往往是兼天文地理于一身，有些甚至是高官，还有一些是精通堪舆风水的僧人，道士。唐代中后期，风水术越来越专，出现了众多的专营风水的风水先生。从已经发掘的唐代墓葬形制和葬俗来看，在很多方面都是根据当时的堪舆风水先生的规定来安排的。唐代，风水观念已流传到西北敦煌，从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，有《宅经》。这个《宅经》与现在流行的《黄帝宅经》有所不同，书中有“占宅者，见形势气色，草变迁移，祸福交并，吉凶代谢。占葬者，辨山岗善恶，营域征邪，鬼神安危，子孙隆绝。”这就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了。敦煌文献中又有托名于吕才的《诸杂推五姓明阳等宅图经》，书中提出“阳宅福在南，德在西。“北有泽，南有高地，及林木茂盛，居其内，吉。”又有《阴阳书》，书中有镇宅法，提出“凡人居宅处不利，有疾病、逃亡、耗财，以石九十斤，镇鬼门上，大吉利。”可见，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统的风水观念，风水观念已经遍及到边睡了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，唐朝的统治者包容中外各种文化，此时，风水学家除了师法前人勘察山川地势风水术，阴阳五行，辨方正位之外，又兼又星象，占家，时辰吉凶褚说。唐朝时期的堪舆家们对住宅的光照，通风，给排水，方位等居住要素采取了更加理性的观察和思考。

　　盛放于元宋

　　宋代盛行风水术，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要籍。宋代风水中最有意义的事件，当首推萌芽于汉分野于唐的形势说与理气方位说。至此，风水已生出正式的流派和体系，此时出现了以江西派和福建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。《青岩丛录》，《陔余丛考》等书均对这两大派的风水活动及理论有同样的概述：“一曰江西之法，肇于赣州杨筠松，曾文迪，赖大有，谢子逸辈，其为说主于形势，原其所起，即其所止，以定向位，专指龙，穴，砂，水之相配；一曰屋宇之法，始于闽中，至宋王伋乃大行，其为说主于星卦，阳山阳向，阴山阴向，纯取五行八卦，以定生克之理。”江西派的始祖为杨筠松。屋宇之法便是福建派。从其名称为“屋宇”以及原理可知，该派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唐代的《宅经》。据一些专家考证，王伋乃王赵卿，约为南宋人，据说他对罗盘有过研究，曾作过针法诗：“虚危之间针路明，南方张度上三乘。”也被认为是较早注意到磁针偏角的堪舆家。中国风水流派按地区又分为江西派，福建派，半江西半福建派和江湖派等。按照风水操作的侧重点分为形势派和理气派两大门派。风水形势法注重在形法然、天人合一、注重形峦，如“千尺为势，百尺为形”。“理气风水”讲的就是“风”和“水”在不同的天运地运中所表现出来的固有的吉凶属性。理气风水讲究在不同的天地运中又不同的吉凶显像，在同一山水格局中，一运和二运的吉凶显象不同，七运和八运的吉凶显象也不一样。

　　如传收录的托名为宋代的风水书有：廖瑀的《十六葬法》，胡矮仙的《至宝经》，谢和卿的《神宝经》，刘建道的《天宝经》，孙百刚的《璚林国宝经》，另外还有一些托名赖太素的《催官篇》，刘唐卿的《囊金》，蔡元定的《发徽论》等等，其中还有一本名为《博山篇》的风水书，作者黄妙应，多数称其为五代人。但据《古代风水术注评》考证，黄妙应为宋代人，并且很可能就是当时人称“曹仙师”的著名风水师。该书包括概论，相地，论龙，穴砂水，阳宅，平地等，讲的主要也是形势之说，可谓形法的代表作品。从以上的风水书籍可以发现：宋代时江西派，福建派已各成体系，风水理论也十分丰富。同时，宋代的风水书籍却开始混杂而繁乱，语言也远比风水的经典著作《葬书》，《宅经》，《管式地理指蒙》粗糙。一方面，宋代的风水活动及理论胜极一时，广入人心；另一方面，风水理论也开始进一步走入歧途，在民间涂上了更多的迷信色彩。具体表现在疯狂的迁徙坟地，以及由此引来的种种风波和纠纷。反观现代，我们也该看到，多少达官贵人也在步着古人的后尘。

　　元代风水术还是非常正统的，官方还一度禁止过风水。风水师刘秉忠27进入忽必烈幕府，出谋划策，深受朝廷重用，为元大都（今北京）的选址、设计、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把《玉尺经》编辑为《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》，该风水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。明代，哲学领域盛行新理学，虽承孔孟道统，又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（参同契）的基础上，冶三教为一炉，五行、阴阳八卦、已丰富完备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。民众的社会精神支柱是菩萨神仙，此时风水已深受民间及士大夫的青睐。魏源、谢肇制、李诩等名人都涉及了风水。

　　成熟于明代

　　皇帝朱元璋建都金陵（南京），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。金陵城外诸山，都面向城内，有朝拱之意。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，背对城垣，独无拱卫之意，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。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，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，又于牛首处凿石数孔，铁索锁转，使之形势向内。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，不让有翠微生色。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，认为北平依山凭眺，俯视中原。近接陕中尧、舜、周文之脉，远树控制边外之威，较之金陵更加雄壮。但是，大臣们认为不妥。南京是兴王本基，且宫殿已成，何必改图，且古云“在德不在险”，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，不要移都北平。朱元障只好作罢。后来，明成祖还是把都城迁到北京了。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，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。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，其朝向很特别，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。这是因为，当时的人认为，皇帝到天坛祭天，苍天是父，皇帝是天子，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（居尊），否则违背了礼制。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，而应用绿琉璃瓦，以示区别。永乐年间修的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“土”字形，体现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。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，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。一次，风水师渠仲当着他用量天度地之物，说某地卞有石如虎，成祖信以为真。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，有廖均卿、游朝宗、等到昌平县，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，成祖亲自视察，改山名为天寿山。刘基字伯温，元朝元统年间进士，受到朱元璋重用。明朝建立后，参与制定诸如科举、刑法、乐礼等大典。南京帝址据说为刘伯温据阴阳选址的，在传说中是一位神机妙算的宗师，是风水术历史上里程碑似的人物。据《春明梦余录》载，明成祖长陵便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所选，说明当时江西派当时受宠于皇宫。

　　泛滥于清民

　　到了清朝，风水可说是泛滥成灾，关于风水的笔记野史数不胜数。风水师的社会地位很高，在民间流传“上九流”，“下九流”社会职业等级排列中，风水师排在上九流的第四位，仅次于师爷，医生及画工。清朝设有国师府，有400多名国师供职在此，俸禄优厚。国师府的任务不仅是为王朝寻找风水宝地，还去迫害民间地理风水，避免对朝廷造反，夺皇位。清代官方设立的司天监相度风水也成为定制，皇家的一些重大工程由司天监负责。一些小说也广涉风水，风水在当时生活中已成为民俗，但风水也开始走向“欺骗化”、“江湖化”。道光皇帝在择墓时就受过昏庸筑陵大臣和风水师的欺骗，不得已再次迁墓。

　　从清末，民国以后，中国风水进一步走向‘江湖化’，‘功利化’的歪道，有的沦为江湖骗术，不管是在风水的著作上，还是在风水师的水平上，都出现了‘量增质减’，也就是说，有关风水的著作与从事风水的人员增加了，而风水的‘质’却下降了，一些人假借着‘风水’之名行欺骗之实，冒充内行人的屡见不鲜。从而风水行里有一句俗话‘医道不明，误杀一人；地理不明，误杀满门！’这既是对风水信众的提醒，也是对风水师的警告。佛教讲因果报应，六道轮回，希望术数不精的人不要害人也害己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