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明日报2013年2月18日刊登的《中国式城市化》版面图

    拜读了《光明日报》2013年2月18日载刘士林教授的《中国式城市化》（以下简称刘文），颇受启发。但是，刘文认为“欧美模式是现代城市化的主流”，是个“正常的孩子”，拉美式城市化“模式很失败”，是个“早产的孩子”，而“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”，是个“早熟儿”，对这些观点，笔者不敢苟同，本文试从“是什么”、“怎么样”和“怎么办”三个层面，解读中国式的城市化，并对刘文上述观点提出商榷，以就教于刘士林教授及学界同仁。

    中国式城市化的现状：是什么？

   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客观描述、概括和总结，是正确认识中国式城市化的客观基础和历史出发点。

    首先，从人口的城市化来看，2012年52.6％的城市化率（国家统计口径称城镇化率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。虽然已经进城的2.6亿农民工尚未真正取得同等的市民待遇，但他们毕竟已生活、居住、劳动在城市，无论是政府、学术界，还是普通市民，都已不能再无视他们的存在和诉求。

    从空间城市化来看，经过60多年的发展，近670座建制市，近2万个建制镇已矗立在中华大地，它们成为未来中国式城市化发展的载体和城市引力场的引力中心。大城市规模还会继续扩大，大城市数量还要继续增加，许多小城镇要发展成为中小城市，许多中小城市要发展成为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，这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基本大趋势。

    从国家战略层面分析，城镇化已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。2001年出台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《城镇化发展规划》，2012年中共十八大强调要“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道路”，2013年上半年有望重新出台《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》。

    中国式城市化的问题：怎么样？

    那么，上述中国式城市化进程是否正常，是否令人满意？对此问题的回答，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式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，而不同利益集团，如农民工和市民、开发商与居民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、学者，答案显然不同。但是，只要以科学的精神和公正无私的态度，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，以民生为导向来研究中国式城市化，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：中国式城市化成绩很大、问题不少，总体上评价，是存在扭曲和滞后之处。

    说它是扭曲的，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人口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土地城市化，大量乡村人口进城为城市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却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，更没有分享到与其巨大贡献相一致的城市化收益。

    说它是滞后的，是因为就中国在18世纪所具备的城市化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言，它至少应和欧洲的城市化发展同步。但因种种原因，中国式城市化脱离了世界城市化的正常轨道，直到今天，还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。

    无论从哪个阶层的立场，都不能说中国式城市化优于拉美城市化，更不可如刘文所言：“中国式城市化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仔细，顾忌的层次和关系繁多，因而我们民族构建的中国式城市化模式，理应是人类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条”，至少已经走过的中国式城市化之路并非如此。至于刘文说“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未来”，不免有夜郎自大之嫌。

    中国式城市化的未来：怎么办？

    作为一种理想模式或顶层设计的中国式城市化，其中包括总体目标、实施步骤、政策措施等等。它要回答的问题是“怎么办？”。从指导思想上看，中国式城市化的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，必须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、愿望、权力和利益，这是不再继续受刘文所说“煎熬”的必要前提。

    根据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，借鉴国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，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，针对当前中国城市化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，笔者认为，今后中国式城市化的主要任务不是再一味扩大城市的空间，而是要着眼于农民工进城落户、迁徙人口在城市定居，即人口的市民化，其中首先是已经进城的2.6亿农民工市民化。

    为此，笔者认为，必须根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，逐步缩小行政性征地的范围，在符合法律和城乡统筹规划的条件下，应该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，允许农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、抵押和出租，和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，让农民分享工业化、城市化的成果，同时加快农村家庭承包地流转，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。

    为加快城市化进程，政府还应采取如下一系列配套政策：其一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，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各项政策法规；其二，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，消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失业和医疗的后顾之忧；其三，统计和公布涵盖城乡的真实失业率，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；其四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；其五，提供大量廉价自住房，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基本住房保障；其六，建立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政绩考核制度；其七，考虑建立国家城市发展委员会。